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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美国学者的读和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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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美国一年,最大的遗憾就是四处奔波,未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多读一点书。当然,这是相对于那里特别好的读书条件而言。所谓读书条件好,是指大学里图书馆众多,藏书丰富,借阅方便,有舒适的读书空间。例如,哈佛大学就拥有90余座大大小小的图书馆,其主图书馆,即以死于泰坦尼克海难事故的著名藏书家维德纳命名的WidenerMemory图书馆,藏书量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,位居全美第二,是哈佛人引以骄傲的“圣地”。

图书馆条件好,受惠的自然是读书人。我发现,美国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,也就是所谓“职业读书人”的读书,有很多值得我们了解的地方。

第一,他们的读书量比较大。美国大学生一般是一两周写一次paper,也就是小型论文。而为了写这篇小论文,按照老师的要求,要读大约十几种参考书(当然不都是通读),几百上千页的材料,从中熟悉史实,概括要点。之后才能通过课程,对付考试,最后得一个好的成绩。如果语言不行,比如外国留学生,在这样大的读书量面前,是相当艰难的。

学者们读书又与学生不同,目的是为了做学问。他们的读书量大致可从著作后面的注释上“量”出来。西方教育的规范是从近代科学发展中衍生出来的,它的基本要求是严谨、准确,如同我们所说的“求是”(事实上,人文科学研究因为受人的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,做到“求是”很难),“无证不立”,或严格推导。即便是社会人文科学的著作,也必须严格使用证据,注重过程的客观描述。所以,西方学者的著作往往是注释极其规整、繁多,几乎到了无判断、无语句不证的地步。特别是引用别人的观点、材料时,一定要加以注释,以表明所本、所宗。当然,这样做也是必须的,它说明对别人著作权的尊重。此外,西方学者著作中的注释还有很大的学术价值,即他们把许多考证性、资料性的东西放入其中,以增加正文说服力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。因而,当我们阅读西文著作时,经常会为著者给出的大量注释惊叹。一本著作的注释占整个篇幅一半的情况,是很常见的。因为我见过学者们用汽车的后备箱装运借阅的图书,归还看过的书,所以我相信他们至少是翻阅过这些书的。有一本南希?塔克写的关于台湾与中美关系的书,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它不仅引用了大量的档案(包括来自国家各个档案馆和总统图书馆的第一手档案),而且参考了几乎所有已出版的有关著作、文章。读这样的书,你无法不感到它的分量,也不能不为作者的严谨而叹服。

其次,是西方学者读书的速度快。几百页的书,他们几天工夫就“啃”完了。我有一位美国朋友,他说他上中学时,就一天读一本科幻小说。我想,西方人书读得快,可能与他们的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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